土家族簡史——土家族的反帝反封建斗爭（二）

    二、反對外國教會，保護民族權(quán)益
　　
    外國教會及傳教士是西方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急先鋒。早在清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年），天主教的觸角就已深入至巴東縣的細沙河一帶，當?shù)鼐用褚延兴叫盘熘鹘痰?。鴉片戰(zhàn)爭以后，傳教士依靠一系列不平等條約，以炮艦為后盾，成為西方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急先鋒，爭先恐后地竄入土家族地區(qū)的窮鄉(xiāng)僻壤活動。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，土家族地區(qū)的各縣城和重要集鎮(zhèn)，大多聳立著天主教、基督教的教堂；法、英、美、比利時、西班牙、芬蘭等國傳教士的足跡幾乎遍及城鄉(xiāng)。僅永順一縣，縣城設(shè)天主教總堂，教會學校2所，醫(yī)院1所，集鎮(zhèn)與農(nóng)村設(shè)支堂、講堂競達10處之多。他們以教堂為據(jù)點，手捧《圣經(jīng)》，披著“慈善”的外衣，收集情報，干涉內(nèi)政，侵犯主權(quán)，包攬訴訟，霸占田產(chǎn)，進行文化侵略，挑撥民族關(guān)系，為資本一帝國主義在土家族地區(qū)建立殖民統(tǒng)治效勞。他們網(wǎng)羅的教徒，多是惡霸、地痞流氓等無賴之輩。這些教民依靠教會的勢力，挾持官吏，橫行鄉(xiāng)里，欺壓善良，魚肉人民。外國傳教士的種種不法行為，激起了土家族地區(qū)各族人民的強烈反抗。甚至一些富紳、地主和清朝地方官吏也因教會的勢力威脅著自己的統(tǒng)治地位而憤懣不平。自清同治初年起，土家族地區(qū)接連不斷地爆發(fā)了聲勢浩大的反教會斗爭。
　　
    （一）酉陽教案
　　
    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，天主教川東主教范若瑟（法國人）派遣鄧司鐸到酉陽傳教，并在距城二十里的小壩置買田地，修筑教堂，名日“公信堂”。這個傳教士在酉陽州大肆網(wǎng)羅“不安本分”的地痞流氓之徒入教，以教會為護身符，橫行鄉(xiāng)里，任意欺壓農(nóng)民，“以致民間積憤不能平，因怨成仇”。這些教民還到處尋釁，隨意借機制造訟案，“必與平民纏訟不休，甚至將有作無，以輕為重。平民因而怨恨者，比比皆是！”群眾與教會之間的矛盾日漸激化。酉陽州的土家、漢族人民忍無可忍，終于在同治四年，爆發(fā)了震動全國的酉陽教案。這年的春節(jié)期間，劉勝超、劉慎德、張沅、楊勝鈞等相約拆毀“公信堂”和為惡多端的教民房屋；接著，酉陽州城的數(shù)百土家、漢族人民，在富紳馮仕銀、張佩超和宋文選、張玉光等督率下，擁至城鄉(xiāng)教民各家，捉拿教民，逼令背教；馮文愿等復率多人，拆毀經(jīng)堂，打死窩藏傳教士的店主何魁。教民再三控告，知州概懸不理。至7月，群眾情緒更加高昂，斗爭愈益激烈，人們張旗執(zhí)械，列陣對壘，在州衙門前公開懸掛牌示，各街居民“傳鬧如狂”。土家族冉從之（又名冉老五）率眾擁至城隍廟，將前來“撫慰教民”的法國傳教士馮弼樂毆傷致死。
　　
    教案發(fā)生后，清廷極為震驚。法國公使柏爾德借機再三施加壓力，恫嚇威逼。媚外屈膝的清廷遂下令，將拖延辦案的兩任酉陽知州董貽清、鄧清濤撤職，摘去頂帶，責令川東道道尹錫佩負責辦理此案。錫佩秉承清廷的旨意，殘酷鎮(zhèn)壓，將張佩超、馮仕銀、馮文愿等押解重慶審訊，并先后緝捕冉從之等多人。同治六年，冉從之慘遭殺害，與此案有牽連的其他人，有的被杖責，發(fā)配充軍，有的被判處徒刑；清廷并賠償銀8萬兩，罰富紳張佩超銀2萬兩修復教堂，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教會斗爭被清廷殘酷鎮(zhèn)壓下去。
　　
    清廷在處理這次教案過程中屈膝媚外的可恥行徑，更加助長了傳教士的囂張氣焰。法國傳教士利用勒索的巨額賠款，復于酉陽擴建教堂，并在教堂附近修筑碉堡，建立炮臺，組織武裝防守。倚仗洋人鼻息的不法教民更是有恃無恐，橫行無忌。毛壩場居民何大發(fā)因?qū)冶唤虝破热虢滩粡模啻伪唤堂駳?，并強令其殺豬持款，到教堂贖罪。何家已成熟的莊稼被教民全部踐踏，家中財物被教民搶劫一空。何大發(fā)忍無可忍，將不法教民告到州府，法國教士橫加干涉，致使不法教民逍遙法外。以后劉明釗等糾集百余教民，兩次血洗何家，殘殺其父何天貴等20人，并將其妻輪奸致死。何大發(fā)家破人亡，不法教民則有法國傳教士的庇護，得以“禍免無恙”。另有不法教民王學鼎等一次誘殺鄉(xiāng)民22人之眾。而懾于教會淫威、“平時詞訟多聽從教士意旨”的酉陽知州胡圻，對于如此重大的人命案件，竟然置之不理，不加追究。1865年酉陽教案中，被指控牽連的火埡鄉(xiāng)富紳張佩超，因認罰銀2萬兩，分年繳清，而被釋放回家。1867年4月，當張正在籌措銀兩時，不法教民張?zhí)炫d等糾集眾徒，突至其家，以索款為名，強奸婦女，殺害雇工吳昌林等3人，搶走銀萬余兩及其他財物，并將其子張玉光捆綁，扭送重慶監(jiān)禁，死于獄中。法國傳教士和不法教民的種種暴行，以及清朝地方官吏的軟弱無能，激起酉陽州各族人民的無比憤怒，從城鎮(zhèn)到農(nóng)村，群情激憤，一觸即發(fā)。
　　
    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同治七年(1868年)冬，教民龍秀元仗勢逼迫鄉(xiāng)民朱永泰退婚，大肆搶劫財物，焚毀民房。民團首領(lǐng)何彩目睹外國教會和無賴教民血腥屠殺無辜平民，加之其母被龍秀元捆毆受辱，積憤難平，遂率領(lǐng)民團和群眾，拆毀火石埡教堂，爆發(fā)了第二次酉陽教案。這次反教會斗爭，得到酉陽州各階層人士的廣泛同情和支持。土家、漢族人民踴躍參加，被逼得家破人亡的鄉(xiāng)紳張佩超和一些愛國士紳竭力贊助。次年年初，何彩又約集劉幅、曾占鰲等，率領(lǐng)團民再人州城，救出因和教民涉訟而被拘押的革職武生楊禎庭，共同“打教”。州城人民群起響應，圍攻教堂，與教會武裝開展激烈搏斗，雙方死傷數(shù)十人。被救出的楊禎庭滿腔怒火，挺身而出，打死法國教士李國（又名李國安），憤怒的群眾將教堂燒毀。在短短的時間內(nèi)，反教會斗爭的烈火燃遍酉陽城鄉(xiāng)。毛壩場、蘇家河等地的群眾紛紛響應，燒毀教堂，嚴懲那些作惡多端的不法教民。
　　
    這時，腐敗無能的清廷立即下令解散民團，革除事先未能駕馭、事后又彈壓不力的酉陽知州胡圻職務(wù)。紙房溪華籍教士覃輔臣趁民團解散、群眾手無寸鐵之機，率領(lǐng)教堂武裝，突然襲擊，殘殺無辜平民200余人，傷600余人，“內(nèi)有肢解、燒灼、輪奸之慘，不忍言者”。這次教案發(fā)生后，法國公使羅淑亞極盡恫嚇訛詐之能事，他撇開清朝辦理對外交涉的總理各國事務(wù)衙門，自己帶著兵艦，由天津到上海，經(jīng)南京、九江等地，到達漢口，要求賠款、“懲兇”，揚言要自行人川“查辦”。法國傳教士乘機火上加油，無理要挾，要求清政府對“查辦”不力的地方官員“從重治罪”。在法帝國主義分子炮艦威脅下，清政府急忙派湖廣總督李鴻章為欽差大臣，人川“查辦”。李鴻章奉行“以服洋人之心”的媚外政策，不惜損害國家主權(quán)，只求迅速了結(jié)此案，以免洋人借為口實擴大事端。李鴻章為了討好洋人，下令將參與反對外國侵略正義斗爭的首領(lǐng)緝獲歸案，  “按律治罪”。以所謂“聚眾行兇”、“阻教滅教”的罪名，將何彩押解重慶，判處斬刑；劉幅被判絞刑；曾占鰲被判處充軍；其他與該案有牽連的人都處以徒刑；并答應賠償銀1. 8萬兩。以后，李鴻章至漢口會見法國公使羅淑亞，聽取其對結(jié)案的意見。羅淑亞又提出要求，盡管“多不近情”或“出情理之外”，而李鴻章無不滿口答應，又賠償銀1.2萬兩，并抄沒張佩超全部家產(chǎn)，將其押解出川。而率領(lǐng)教民殺死戳傷800多無辜平民的華籍傳教士覃輔臣，卻不受中國法律的制裁，跟隨川東主教范若瑟“奉教皇令，出洋議事”，竟然逍遙法外，逃之天天。震動全國的第二次酉陽教案，又一次被清朝鎮(zhèn)壓下去。
　　
    （二）黔江和利川教案
　　
    法國傳教士從兩次酉陽教案中獲得巨額賠款后，四處定點設(shè)堂，不斷擴展教會活動區(qū)域。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6月，法國主教范若瑟不經(jīng)清朝地方官吏同意，擅自秘密派遣教士張紫蘭、司鐸余克林及華籍教士戴明卿，潛赴與酉陽毗鄰的黔江縣，私買民房，建立教堂，誘人人教。黔江縣的土家、漢族人民聞訊，眾議沸騰，強烈反對法國教士建堂傳教。川東道臺姚觀元深恐事態(tài)擴大，群眾“激而生變”，立即派人會見范若瑟，委婉勸說將張紫蘭等撤回，暫緩建堂。范若瑟態(tài)度傲慢，拒不接見。姚觀元又令酉陽知州羅亭奎會同黔江知縣準備彈壓。7月14日清晨，黔江縣百余群眾滿懷義憤，聚集在傳教士住所，當其外出，即將司鐸余克林、教士戴明卿抓住，扭至城外河邊毆斃。張紫蘭乘間躲人縣署，力求庇護。事件發(fā)生后，川東道署即刻委派涪州知府濮文升、彭水縣同知張超前往黔江查辦，將毆斃教士的陳宗發(fā)、謝裁縫等6人逮捕殺害，以“服教士之心”；并將未加防范的黔江知縣桂衢亨撤職。
　　
    湖北利川縣的天主教荷蘭傳教士田國慶，竟然違背有關(guān)“外國傳教士不得在內(nèi)地置產(chǎn)收稞”的規(guī)定，大肆購買田土，佃給教民耕種，地方官吏不敢過問，“于是桀驁不逞之徒相率入教”。這些無賴之徒依仗教會勢力，挾持官府，到處橫行，有的教民甚至“自稱為欽命利川縣副司鐸，持帖拜謁”，至為狂妄。田國慶雇傭的管事教民胡文安更是霸據(jù)一方的“土皇帝”，他出入往來，乘坐大轎，并令教民拈香跪接；在南坪、汪家營等處以建教堂為名，“廣置田產(chǎn)，收稞漁利”。長堰塘的不法教民，無理毆傷人命，胡文安被控為主使，由于天主教會的庇護，胡竟敢拒絕出庭，不受審訊。貧窮孤獨的老婦倪黎氏僅有的少量田產(chǎn)，被教民倪贊揚盜賣于教會，老婦控告縣署，利川縣知縣斷決：田產(chǎn)仍歸倪黎氏“照舊管業(yè)”，追回盜賣價款。但是，不法教民向世可、周良臣等恃強凌弱，趁機強占倪黎氏房屋，雖經(jīng)官署屢次催促，拒不遷出。倪黎氏怒不可遏，以污水淋潑向、周，遂遭捆綁毆打，傷痕達九處之多。腐敗無能的清朝官吏懾于教會淫威，不分曲直，競將毆打老婦的兇犯向、周釋放，而交外國傳教士領(lǐng)回；而慘遭迫害的孤苦老婦倪黎氏則“身傷產(chǎn)失”，官府不加過問。外國傳教士與無賴教民的橫行兇暴，連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也不得不承認：“種種謬妄，實堪發(fā)指”，發(fā)出長此下去“良懦小民何以自存”的感嘆！利川縣的土家、漢族人民忍無可忍，于光緒十九年（1893年）年爆發(fā)了反對教會購置田產(chǎn)、收稞漁利和教士、教民欺壓良民的教案。
　　
    （三）長樂、長陽等縣的反教會武裝起義
　　
    清政府勾結(jié)帝國主義鎮(zhèn)壓義和團反帝愛國斗爭之后，已經(jīng)成為“洋人的朝廷”，外國侵略者的忠實奴仆，因而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。光緒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7月，四川大足縣余棟臣再次發(fā)動反對外國教會侵略的武裝起義，發(fā)布檄文，痛斥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，川東所屬州縣，聞風響應。與川東毗連的利川、巴東、長樂、長陽等土家族地區(qū)的民間秘密結(jié)社組織哥老會（亦稱江湖會、湖海會），“群思效其所為，與各處教堂為難”，揭竿而起，遙相呼應。廣大群眾反對教會的斗爭，如燎原烈火，迅速燃遍長江峽區(qū)兩岸。同年9月，利川縣的哥老會聚眾數(shù)百人，假托余棟臣的旗號，焚毀野茶壩、李子槽等處教堂、育嬰堂和不法教民的房屋。10月，巴東縣的塞口、小麥田等地教堂被憤怒的群眾搗毀。長樂縣會黨首領(lǐng)土家族向策安（又名向熙廷）聚集數(shù)千人起義，打死強迫別人休妻的不法教民畢開榜，毆斃比利時傳教士董若望，燒毀教堂。他們建立武裝，組織隊伍，以向策安為主帥，李策卿、李少白為副帥，下有軍師、統(tǒng)領(lǐng)、先鋒、大將等職官。然后率眾向巴東、長陽等縣出擊，焚毀教堂多處。接著，長樂縣會黨首領(lǐng)李清臣率眾在漁洋關(guān)起義，“旗上大書滅洋字樣”，旬日之間，眾至兩三千人，轉(zhuǎn)戰(zhàn)于長樂、長陽、巴東等縣，并一度攻入湖南石門縣子良坪一帶，焚毀教堂，殺教士4人，嚇得洋教士聞風逃至澧州城，乞求地方官保護。同時，長陽縣資疆的呂守蛟，石滾蛸的顏敦五、覃培章，各率眾數(shù)百人起義，與向策安部彼此聲援，相互策應，形成一股聲勢浩大的以土家、漢族勞動人民為主的反教會斗爭的洪流。這次斗爭，標志著土家族人民反教會斗爭已經(jīng)進入向縱深發(fā)展的新階段：其領(lǐng)導成員已不再是過去的地主階級中的愛國士紳和民團首領(lǐng)，廣大勞動人民和民間秘密會社成為斗爭的主導力量；由互不聯(lián)系的分散的“打教”、“鬧教”，發(fā)展成為有組織、有計劃、大規(guī)模的武裝起義；由過去官紳倡導的“排斥異端”、反對教會暴行的斗爭，發(fā)展為廣大人民群眾反抗侵略、反對壓迫的斗爭。他們不僅公開豎起“滅洋”的旗幟，斗爭鋒芒直指外國侵略者，而且聚眾殺差抗官，具有反對封建壓迫的性質(zhì)。
　　
    利川、長樂、長陽等縣的土家，漢族人民反教會武裝起義興起后，群情振奮、意氣風發(fā)，到處張貼傳播余棟臣的檄文，痛斥外國侵略者的種種罪行。為了擴大戰(zhàn)果，向策安部義軍計劃分兵，一部橫渡長江，進攻宜昌府城；一部由巴東、建始，西上人川，與活動于川東各府縣的余棟臣部會合。大規(guī)模的群眾起義，使帝國主義分子和清朝統(tǒng)治者膽戰(zhàn)心驚，惶惶不可終日。“宜昌系通商口岸，華洋震恐”，教民驚惶，“洋人尤甚”，“沿江上下，大為驚擾”。宜昌英國領(lǐng)事、漢口法國領(lǐng)事屢次致函清廷，請求派兵保護。在起義軍的影響下，土家族地區(qū)深受壓迫剝削的廣大勞動群眾人人思動，更大的反教會武裝斗爭風暴一觸即發(fā)。
　　
    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深恐義軍一旦進攻宜昌，群眾反抗的怒火“必致成燎原之勢”，于是，急忙令宜昌鎮(zhèn)總兵傅廷臣招募兵勇五百人，加強府城防御；派副將吳元愷、劉思榮領(lǐng)兵三營，乘輪船繞至巴東縣野三關(guān)一線堵截，切斷向策安部人川通道，阻止其與川東余棟臣部義軍會合；并令巴東、利川、長樂、長陽各縣知縣分守扼要，帶兵剿捕；派遣提督鄧正峰領(lǐng)兵三營進駐漁洋關(guān)，沙防營游擊蔣聲耀帶兵兩哨駐守宜都縣聶家河一帶，以防義軍進至荊州；又電商湖南巡撫俞廉三，令其派總長陳海鵬，提督賀長發(fā)、譚會友率重兵由石門縣攻擊鄂西。各縣的地主豪紳亦聞訊組織武裝，追堵義軍。
　　
    同年11月，在大量清軍與地主鄉(xiāng)團圍攻下，義軍首領(lǐng)顏敦五、呂守蛟、覃培章等先后被俘遇害。向策安部義軍見清軍扼守野三關(guān)，入川受阻，遂由巴東轉(zhuǎn)入長樂，沿途的土家、漢族人民紛紛加入義軍，義軍力量又復壯大。向策安趁大雪封山、追擊的清軍無路可尋、長樂縣城防御空虛之機，與縣城會黨里應外合，出其不意，突然襲擊，攻陷長樂縣城，俘獲知縣蘇貽英和典史等官員。旋即退出縣城，撤至紅溢、白溢兩寨，搜集槍炮，堆集巨石，憑險據(jù)守，以抗官軍。12月，清軍副將吳元愷率兵進攻，破紅溢、白溢兩寨，殺害義軍130余人，向策安、李策卿、李少白率領(lǐng)余部退至施南府境，后被俘慘遭殺害。李清臣部被清軍追逼，從漁洋關(guān)撤至長陽縣青坪崗一帶，次年，被地主鄉(xiāng)團阻擊，李清臣犧牲。歷時近半年的武裝起義，由于敵我力量懸殊，各股義軍彼此孤立流動作戰(zhàn)，缺乏緊密配合而失敗。向策安等反教會斗爭的英雄事跡，至今還在五峰、長陽等縣土家、漢族人民中廣泛流傳。
　　
    利川、長樂、長陽等縣武裝起義發(fā)生后，法國駐漢口領(lǐng)事德托美借口教士被殺，教堂被毀，教民財產(chǎn)損失，乘機敲詐勒索，要求清廷賠償銀42.5萬兩。幾經(jīng)交涉，宜昌知府朱滋澤、洋務(wù)委員梁敦彥前赴漢口，與法國領(lǐng)事德托美于1899年3月訂立《施宜教案議結(jié)條款》，規(guī)定：賠償銀5.5萬兩；除已被殺害的近200名起義首領(lǐng)和群眾外，未查獲的繼續(xù)追捕，按律治罪；將長樂縣先后兩任知縣革職；各縣地方官必須大力保護教堂、教民，“百姓不得與教堂為難”；在利川縣城內(nèi)，由地方籌款建造天主教堂1座。這是一個嚴重損害我國主權(quán)、保護外國侵略者權(quán)益、阻止土家族人民反抗侵略的賣國條款。
　　
    （四）利川和恩施教案
　　
    但是，和中外反動統(tǒng)治者的愿望相反，《施宜教案議結(jié)條款》的簽訂，并未能阻止土家族人民反抗外國侵略者的斗爭。光緒二十五年（1899年）7月，利川縣教民崔成方等在飲水井中投放毒藥，企圖毒死無辜平民，制造事端，引起群眾的強烈憤慨。次年春，利川縣土家、漢族人民在顏明山等領(lǐng)導下，數(shù)日之內(nèi)，聚眾六七百人，懲辦不法教民，劫持被捕的人，“殺差抗官”，攻打縣城。張之洞急忙調(diào)兵遣將，殘酷鎮(zhèn)壓。
　　
    光緒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，天主教在恩施縣的沙子地建堂傳教，當?shù)孛駡F首領(lǐng)不允，法國主教德希圣控于縣署，民團首領(lǐng)受辱，群眾積憤不平。1904年6月，法國主教德希圣帶領(lǐng)教士德希賢、董明德和教民多人，前往沙子地游覽，途經(jīng)恩施縣花背時，農(nóng)民向元新想看法國主教，竟遭隨行教民賈澄清毆打，經(jīng)向光錫對主教求情，德希圣強令向元新在沙子地準備8桌酒席，鞭炮6萬，賠禮道歉。賈澄清仗勢欺人，借口鞭炮數(shù)目不足，強迫向姓補足，沿途燃放。這種無理要求，激起土家、漢族人民的極大憤怒，土家族向燮堂等迅速聚眾，將法國主教、教士2人和隨行教民4人毆斃，放火燒掉不法教民的房屋。這次反教會斗爭，震動了整個鄂西。張之洞聞訊，認為“案情極重”，一面電令施南府高懸重賞，凡捕獲毆殺教士者每人賞銀500兩；一面急派道臺左元麟帶領(lǐng)文武各官，偕同法國總領(lǐng)事所派的荷蘭主教田國慶，前往“查辦”；并令宜昌派隨防營兵，特調(diào)常備軍一營馳赴彈壓；又增派兵50名，沿途護送田國慶，以防差失。
　　
    這次事件中，法國公使館參贊嘉沙納乘機勒索，要求賠償銀60萬兩。施南、夔州等處的英國基督教士也借口施加壓力，威脅恫嚇，公開揚言，如果外國教會的利益得不到保護，“定惟地方官是問”。張之洞即刻下令，命施南府屬各縣地方文武官員，嚴密防范，切實保護教會、教士。經(jīng)過反復交涉，與法國公使館參贊在宜昌締結(jié)《施南善后條約》，規(guī)定將參與毆斃教士、教民的向燮堂、向元新、向爵臣、黃平山等12人梟首正法，已被捕獲和逃走的向從新、向四娃等37人，分別按律治罪；賠償銀14.5萬兩，其中以1萬兩為被打死的法國教士建造廬墓，以2.5萬兩修建醫(yī)院，以示紀念；施南代理知府、副將和恩施知縣等文武官員，予以革職處分。腐朽無能的清朝統(tǒng)治者再次拜倒在帝國主義侵略者的腳下，但是土家、漢族人民的鮮血是不會白流的，“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。”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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